论“到底”了的革命





论“到底”了的革命

武振荣
人性是如此的不可靠,以至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,对我们来说“
恍如隔世”之物。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事情就是一例。

在今天的中国,当人们争论中国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时,无论是当权的
共产党高层,或者基层的普通人,大都忘记了过去那一段“惊心动
魄”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岁月,好象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;即使
某些“学者”认为它发生过,也被打上了XX,计在了“错误”的一
栏。

“到底”了的革命是什幺样?

在中国,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(1948-12-30
),当时中国共产党离夺取大陆政权还有一步之遥。因此,最初,它
是一个共产党的口号,在共产党专政的“共产主义”时期被废弃不
用。特别是在1958年的“共产主义化的高潮”中,“革命”已经是完
全胜利了。因此,这时谁如果说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话,是“落后
于时代”了。

可是,在“共产主义”的牛皮被吹破之后,有关革命“胜利”的“神
话”也跟着破产了。可见,“共产主义实验”的惨败好象预设了“革
命并没有胜利”的话题,所以,在共产党拒绝批评的同时,不得不
“开”出了一条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新路子。于是,1948年的毛泽
东口号再一次被翻了出来,成为一个主导社会的话语;发扬此一话
语,不但可以遮盖“共产主义化”时期之丑,还可以突出毛泽东的
“伟大与英明”,好象他就是一位传统的“先知”,把革命搞了个
“半截子”的事情提前说了出来。

如果说在这个时期,革命不过是那些“老革命”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
经历过的“战争”的一种怀念,那幺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参
与过战争的人来讲,就有一种好奇的成分掺杂与内。俗话说;“好奇
害死猫”,正是这一种“好奇”的成分,在1966年中国巨大政治事变
中促成了举世瞩目的变化。也正是经历了1966年的政治事变,革命是
什幺──这个对于一代中国青少人来讲,才形成了一个具体而又深刻
的印象。大略的说,回忆“文革”,对5~10%的人来说,革命意味着
“大迫害”;而对于95~90%的人来说,革命意味着“大解放”。

在这一篇文章中,我是赞成后一种,即主张“大解放说”;可是呢?
我的此一说并不意味着“大迫害说”就是错误的,我同样认为“迫害
论”是真实的,是有“事实”为证的,所以,它的价值可和“解放
论”并列,只是,当我们还不习惯于两种价值的并存时,我们就只可
能取其中的一种,即人们常说的“非此即彼”。可见,在这里,要改
变的不是“事实”本身,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方法。

在这里,我持这样的观点,即为绝大多数人辩护的观点,因此,从本
质上讲是一种“民主”的观点。如果我们要考察民主的本意,我的观
点不会错误,可是呢?导致别人说我的观点“错误”,即在于它没有
和毛泽东──中国最大的“错误者”──划清界限。可见,在这里真
正导致错误的原因和上面(“迫害论”和“解放论”)的一模一样,
都是“一元论历史观”惹的祸。

毛泽东的“继续革命论”

就逻辑讲,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一个革命的党,而革命所追求的“最终
目的”是共产主义,那幺,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以前,革命就没有完
结。因此,“继续革命”理由的“正当性”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,除
非这个党放弃了革命。有人讲,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不就是放弃了革
命吗?我是这样看的,他们不是放弃了革命(这是“吃”之不尽的
“老本”啊),而是“躺在了革命”上面,自己不革命了,也不要别
人革命。

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追求革命的,于是就有了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
的思想,可是呢?“到底”的革命是什幺?毛泽东并不清楚,也没有
多少的研究,但是,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模子认为自己应该去“探”
革命之“底”,其行为和动机却是无可厚非的。也是天随人愿,1966
年毛泽东的“文化大革命”“探”了革命之“底”:几乎100%的共产
党当权派都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”,因此,都应该被“革命的人民
群众”“打倒”。于是一个“造反有理”的口号成为中国社会“最
最”时髦的口号了。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,革命实现了大换班,数以
万计的“老革命”一时间变成为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
或“坏分子”比当成“垃圾”“扫地出门”,而那些“名不见经传”
的普通人物“摇身一变”,变为“响当当、硬邦邦的革命派”了!就
在这样的一种“天翻地覆”的变化中,中国民主革命的“民主”的
“底”,也同时被“揭”了出来。原来“到底”了的革命竟然是“民
主”。

毛泽东不想“揭”民主的“底”──这用不着多说,但是,他欲
“探”革命之“底”的行为却生出了民主的是非──这便是近60多年
以来中国社会的绝大政治事件,看不见它,就是瞎子;否认它就等于
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专制主义的化身,是一个永远值得批判的人物,
但是,以此以为他是一个一无所是的人物则不是我的观点。毛泽东是
在站在中国现代化风口浪尖上的一个人物,因此,他对于现代化有着
一种特别的理解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有关思想中,已经有了现代人
际关系的构想,只是它模糊得连毛泽东自己也整理不清。

如果,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人,那幺,就应该看到毛泽东在“文
化大革命”中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判断带有“民主”的性
质,他认为,1949年至1966年的共产党统治其性质不是“无产阶级
的”,是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”,是“不合理”的,“跟旧社
会差不多”,所以,应该被“革命”之。这样的看法为新的人际关系
的出现开辟了空间,具有民主的意蕴。到后来,事情发展到提倡“人
民群众造反”的一步,现代人际关系的民主因素就很突出了。人民合
法造反的行为和民主政治中的政府换届,只距一步之遥,可是,在有
些人的看法中,它竟然被塞进古代造反的历史袋子里,根本没有看到
民主政治是在建立在人民有权造政府之反的基础上面。

当然导致毛泽东此一行为的破坏性后果,也与毛个人有关,那就是他
缺乏对现时中国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之意识和自觉,非但如此,他甚至
敌视它,于是,他想要调整人际关系的价值就在进一步地维系和强化
专制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之给毁了。

就前一点看,毛是有价值的,导致价值败坏的原因也是他在经济上对
人的束缚趋于极端,如果说这一切都有着一个“苏联──第一个社会
主义国家发生的修正主义蜕变”之背景存在的话,那幺,毛驾驶一辆
失控的车子要奔向深渊却是无人可控制得了的。末了,当经济上人对
人的“全面”控制沿着愈来愈紧的方向发展时,人的“政治解放”最
终就变成“笑料”。李光耀批评毛泽东,说他“是在瓷砖上绣花”,
可谓一针见血。

问题是:毛泽东是一个“可疑人物”,和他打交道的人难道也以此而
“可疑”吗?这就是本文要议论的问题。我的大体的看法是,在议论
民主的事情上,和“可疑人物”,打交道并不一定是“可疑的”。那
些忌讳和“可疑人物”打交道的人,恰恰是犯了“毛泽东的错误”。
毛泽东的前半生,作为“无产阶级的革命家”,做的却是“资产阶级
革命”的文章(见《武振荣论毛》《民主论坛电子书》),后半生却
是要提倡人们和资产阶级“划清界限”,以至于在极端的行为之中,
如彭德怀、刘少奇、林彪、邓小平等人物都被他划到了“资产阶级”
一边,甚至在中国农村家养母鸡的屁股上,都可以看出它要下“资本
主义的蛋”的印记(1975年的辽宁经验)。最后,革命就剩下他孤身
一人,连老婆也给陪了出去啊。

质言之,毛泽东“探”革命之“底”的行为得罪了整个的共产党阶
层,触及了此一阶层所有人的利益和神经,因此,它被中国共产党
“否定”,一点都不奇怪;奇怪的倒是共产党作为一个阶层或者阶级
(统治的),它要否定的东西难道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否定的吗?

“到底”的革命是怎幺一回事?

此问题如果是一个理论问题,它就可以容人瞎说,可是在1966年中国
人政治实践中,它却以“事实”的面目出现的。而此一种“事实”,
不光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林彪这些风云人物占所有的,更重要的是,
它是普通的学生、工人、农民、干部甚至士兵都经历过的;而此种经
历又非表皮,的确是“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”,任何人对此的
印象是终身难忘。

未读完此文的人会纳闷:我上面说了,“到底”的革命──这个连毛
泽东本人也理不清的东西,难道会被一些懵懵懂懂的红卫兵给弄清楚
了?岂非天方夜谭。

对此,我有自己的理解,此一理解和那些人云亦云的“理论”,有天
壤之别。其实,我的理解不是纯理论的,而是从我个人以及当时我身
边的同学们的政治实践中来的,也是我个人在此一实践阶段结束之后
对之长期反思的结果。所以,我感觉它有价值。

要客观地说这一段历史的话,我得承认,我们那一代参与了66运动
(“文革”)的人,在运动发生前,没有自己的东西,所有的一套都
是来自于学校教育,而教育之于我们的也都是共产党官方的东西。所
以,就此看,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希望的,如此愚蠢、忠诚、无知之
辈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,突然被卷入了政治的“大风大浪”之
中,并且要在其中靠自己的“拼搏”才可以存活,此一情况实乃是前
人没有遇到过的,因此说它“史无前例”,一点也不过分。

大家不都是热衷于谈论“文革真相”吗?“真相”是什幺──此处我
得给出一种说明。政治问题的真相不同于法律上的真相,所以,后者
寻找真相的过程是要为以此确立责任(民事或者刑事)的担当者;而
前者,政治的真相(特别是人民政治运动的真相)在许多场合里,都
只具外表的意义,起掩饰和遮挡的作用,所以,一些人视之为真相的
东西(也就是第一事实),却并不如此。人们认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
“真相”是毛泽东之发动,其实,这如果算是“真相”的话,也是一
种“罗生门”式的真相;在它之外,还有若干个不同于它的“真相版
本”存在。

回到前面的话题,在“文革”发生前,一代红卫兵共同拥有的东西是
共产党官方灌输的“把革命进行到底”,但是,对于在学校生来说,
“到底”的革命是什幺?谁都不清楚,如果说,在此,“将革命进行
到底”的思想中已经预设了革命在目前陷于停顿的一种潜意识假设的
话,那幺,66运动的发生就不只是毛泽东“战略部署”所成就的,它
乃是人性之水泛滥的结果。

人性之水是一种类似于“自然”的生成物,就好象有个大池塘里,水
在日益积累的过程生成了浮游、蝌蚪、蛤蟆一样,是一种自然的生
成。在政治运动中,特别在在那种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运动之中,政治
上的突然生成现象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。可是,在我们中国,
对之发生兴趣的人,数量比大熊猫都少!由1966年“5.16”通知所
设计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虽然在字面上是“群众自己教育自己,自己
解放自己”的运动,但是一条共产党控制的“弦”却依然蹦紧,只是
经过了大约三~四个月的时间,当紧绷着的“弦”突然“断”了之
后,运动才进行了自治阶段。民主和自由价值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发
生的,完完全全是人民运动的自生现象。

“到底”了的革命是什幺?原来它就是人民自治运动中自生现象,是
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、小字报,是在学校生们的大串联,是人民群众对
各级当权派的广泛造反,是数以亿计的人民造反组织的产生,是每一
个人从“灵魂深处”生出的观点,是观点的对立和派性的斗争,是用
不着注册的结社自由,是用不着申请的集会、游行、示威自由……。
一句话“到底”了的革命竟然是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。

值得强调的是,所有以上的自由和民主,没有一个是毛泽东“设计”
的,也没有一个是他故意“部署”的,只是他对它发放了“通行证”
而已,使运动前被定性为“反动”、“反革命”的事物批上了一张
“革命”的合法“外衣”而已。

显然易见,如此“到底”了的革命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:他希望革命
的“底”是“无产阶级”的,结果却出了“自由、民主”的“资产阶
级货色”,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运动后期,毛开始取缔它,取缔的方
式就是直接终止由他“发动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于是,他的“革
命”“探底”行为就显得荒谬可笑!

“我”字横空出世的后果

按照毛的愿望,“到底”的革命原本是要消灭“我”字的,有谁料
到,在“到底”的革命中,“我”字横空出世,嚣张一时,大有取代
“革命”之势。

运动前“我”字是和“资产阶级”、“小资产阶级”连在一起的,只
是,在运动中,当“我”在同一个“圣神”的东西粘连在一起时,情
况就产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变化,突然间,人感觉到自己是“老子天下
第一”,不可一世。一些仅仅读了中学,甚至连中学还没有读完的少
年人,觉得自己在革命问题上,要比那些参加过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
的“老革命”还“成熟得多”、“正确得多”。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这
样看,社会上的成人也都这样看;到后来,就连“老革命”自己也还
是“承认”了这一点(虽然只是在口头上)。

无论怎幺说,人突然感觉到自己伟大了,彻底地克服了运动前的“个
人空虚”,消除了教育使人成为“昆仑山上的一颗草,万吨水压机上
的一颗螺丝钉”的影响。因此,正如一位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所言:
“伟大不靠智力上的优越,因为智力上的优越可以配合着恶劣的品
质。伟大乃是某种精神和某种意志的结合”(布克哈特着《历史讲
稿》中译本第37页)。

就这样,一个民主的意义立了起来,支持“我”“革命”的那种东
西,原本是朝生暮死的、临时拼凑起的乌合之众,它的名字五花八
门,甚至稀奇古怪,什幺“反到底兵团”(其实只有十来个人),什
幺“联合造反司令部”,什幺“老大娘战斗队”,什幺“红小兵尖刀
团”、“打不烂铁骑队”,还有“托儿带女战斗队”等名目,除过繁
杂的名目,其组织的性质也是极其松散,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约束,任
何一个组织都没有什幺长远的打算和慎重的规划,都是一时间头脑膨
胀的人“心血来潮”之产物,看不出有多少理智的成分。所以,它不
严密,也不整齐,甚至连必要的纪律都没有。可是,这种刚刚一出娘
胎的小型组织,却被组织者们吹得比“修正主义化了的共产党组织”
还要伟大和正确。说实在的,“文化大革命”正是由它领导和控制
的,是它替代了已经被“打倒”了的各级共产党,对
于它,毛泽东是鞭长莫及的。

此一人民自治组织和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,它是“双胞
胎”、“多胞胎”的生产物,不是“独苗一根”。因此,它的“使
命”好象就是与它的兄弟组织“敌对”。它在意识上也赞成“一
元”,可是它是从“多元”之胎生出的,命里注定了它要“打派性
战”。在向共产党各级组织造反时,“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”,
可是,共产党组织一跨台,“内战”就开始了,谁也没有办法。

从理论上讲,大家应该是一个组织的。可是呢?谁在此认同理论呢?
人已经从里面被改造了,人性深处的东西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。“多
党制”已经在这里发芽生长了,一直达到了省、区一级。就此,我判
断,如果这种局面不结束,不出半年就会产生出跨省、区的全国自治
组织。

毛泽东探革命之底的行为,被后来的共产党叫“瞎折腾”。关于此
点,我不想去给毛泽东“翻案”。我只是强调,毛泽东的“瞎折腾”
行为使“七亿中国人”(“文革”时的人口数)探到了民主的底──
却是伟大的创举。

我的观点是,中国人一定要记住: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被中国造反派
“打倒”的时间和情形。这是在60多年时间中国人民最有作为、最勇
敢、最有智慧的一次运动。我相信,有了第一次,就会有第二次、第
三次,直至共产党专政垮台!

中国民主运动为什幺在进40多年时间内一蹶不振?

对此,也许可能会有100种解释,我以为总是有一个解释最棒。那是
什幺呢?当中国人民探底行为在被作为“瞎折腾”、“大动乱”而受
到批判和否定时,民主的底气(它升起与1966年)就没有了。期间,
虽然不乏知识分子们的鸣叫,可是呢?鸣叫的声音都是要泄人民之
气。

目前,在说民主的事情上,大家都抱着外国的本子,基本上是照本宣
科,虽然谈不上错误,可中国的事情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民主都和外
国不一样啊!所以,学习外国的事情就是邯郸学步,外国的走法不但
没有学来,自己的走法也给忘记了啊!

情况尽管这样,可那些已经在历史上和我们民族结为一体的东西,并
没有被批判者和否定者们所去掉(如果能够去掉的话我乐于接受),
只是它在“历史—现实”的存在空间被挤压着的看法是这样,它如果
得不到有价值的方式挖掘,那幺被“挤压的存在”有可能在一个突然
的时间内释放出可怕的能量,以至于酝酿成真正的“社会大动乱”,
那才是致命的后果啊!

就我写作之一篇文章时,有的人似乎发现了这一迹象。例如《脾气变
得越来越坏:中国人的戾气究竟是从何而来?(组图)》一文说道:
“中国人似乎越来越爱生气了。在自身的利益面前,我们是有权利生
气的,但如果你生的气已成了暴戾之气,也终究会转化为暴力。”
(引自《贝壳村》)。又例如,邵阳爆炸案发生后,有人评论说,中
国人现在争做“人肉炸弹”……,总之,极端压制行为所可能引起的
后果,人们看得很清楚,如果说那种“被挤压”的历史遗留物之类的
东西也进入人们的视线,那也是中国的一种福分。

“昨天”与“明天”

我在数年前便说道,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将会套上一个“文革”的图
像,此一图像给人的直观是“天下大乱”(“文革”发生时的情况就
是这样)。如果我们的民族在此30年中,只是养成了一种“怕乱”的
心理,在“乱”字面前胆战心惊,我们就完了;反之,如果不是这
样,我们的人民象“文革”发动时期的人一样,破除“怕字当头”,
勇往直前地参与运动,在“乱”中求变,在“乱”中勇进,我们就会
克乱、止乱,最后赢得一个可以使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──民主。此
时此刻,我们好象感觉到自己回到了百年前民主革命的“出发点”上
了。

就此而言,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,我们才迈出了民主的一步,古老
《诗经》上“天步艰难”的话可以做我们行为的脚注!

(2012-08-31)

〔本文首发于《民主论坛.电子日刊》2012-08-31〕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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